第192章 春醒未醒（1/1）

上一回说到，希特勒倾其国力发动的“春醒”行动，非但没能“唤醒”苏联人，反而把自己最后的装甲家底，在巴拉顿湖的泥潭里赔了个精光。德军全线崩溃，败兵如潮水般向奥地利逃窜。而就在德军身后，托尔布欣元帅的苏联红军，这头刚刚被激怒的巨熊，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立刻调转方向，卷起漫天烟尘，朝着一个全新的、至关重要的目标，猛扑过去——维也纳！

维也纳的陷落与地堡里的狂欢

咱们得先回到雅尔塔会议那张牌桌上。当时三巨头瓜分战后世界，东欧大部分地盘的归属，基本都心照不宣地划分好了。但唯独有一个地方，是个悬案——奥地利。

1938年，纳粹德国搞了个“德奥合并”，把奥地利整个儿吞了下去，法理上，它已经成了“大德意志”的一个省。斯大林的眼光，那可是毒辣得很。他敏锐地意识到，谁能先拿下维也纳，谁就能在战后谈判桌上，多一枚分量十足的筹码。这座中欧的帝国古都，不仅地理位置关键，政治象征意义也非同小可。

所以，斯大林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宁可把总攻柏林的时间往后推一推，也要优先确保南翼，先把维也纳这块肥肉叼到嘴里。

德军“春醒”行动的惨败，简直是给斯大林送上了一份天大的厚礼。3月16日，德军攻势刚一停摆，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几乎是无缝衔接，立刻就地转入反攻。苏军集结了包括王牌坦克军在内的庞大兵力，像一柄烧红的战刀，轻松切开了德军那本已千疮百孔的防线。3月30日，苏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了奥地利边境，向维也纳风驰电掣般地冲去。而那些刚从巴拉顿湖泥潭里爬出来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残部，包括被打残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根本组织不起任何有效的抵抗，只能边跑边打，狼狈不堪。

就在苏军兵临城下之时，维也纳城内，一场旨在拯救这座城市的悲壮密谋，正在悄然酝酿。

当时，纳粹高层已经下了死命令，要把维也纳变成一片焦土，战斗到最后一人。但在维也纳军区司令部里，有一群有良知的奥地利军官，他们实在不忍心看着这座美丽的音乐之都毁于战火。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位名叫卡尔·索科尔的少校。

这位索科尔少校可不是一般人，他是1944年“720事件”刺杀希特勒计划的幸存者，能从盖世太保的血腥清洗中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他策划了一个代号为“拉德茨基行动”的计划（以奥地利着名元帅命名），准备在苏军攻城时，发动起义，让城内守军放弃抵抗，把一座完整的城市交到苏军手里。

索科尔的团队与奥地利的平民抵抗组织“O5”合作，并且艺高人胆大地在4月2日派人穿过了火线，成功联系上了托尔布欣的司令部。他们把维也纳城内德军的详细布防图，像送外卖一样送到了苏联人手里，并约定好，4月6日苏军总攻一开始，他们就在城里动手。

一切看起来天衣无缝，维也纳似乎就要迎来和平的曙光。然而，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就在起义前夜，4月4日至5日，盖世太保不知从何处得到了消息，提前破获了这个阴谋。一场大逮捕开始了，计划中负责占领多瑙河关键桥梁的卡尔·比德曼少校等人，纷纷落网。抵抗组织占领广播电台的行动也宣告失败。

4月8日，为了报复和震慑城内其他人，盖世太保采取了最残忍的手段。他们把比德曼少校和其他两名军官，在弗洛里茨多夫区的大街上，当众吊死在了路灯柱上。

索科尔本人，在最后一刻接到了警告，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大逃亡。他惊险地逃出城市，一路狂奔到苏军阵地，带去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起义，失败了。

随着“拉德茨基行动”的流产，维也纳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场残酷的巷战。

4月6日，苏军从南面和东面发起了总攻。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德军残部，包括党卫军“帝国”师和“骷髅”师这些“老油条”的余部，在南郊拼死抵抗。而第6装甲师，则在城中巨大的普拉特公园里，利用复杂的地形负隅顽抗。

苏军这次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他们没有一味地正面硬冲，而是派出了王牌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从西面来了一个大迂回，像一把锋利的钩子，成功突入维也纳西郊，占领了重要的火车西站，一下子就切断了城内德军的退路。

战斗的焦点，很快集中到了横跨多瑙运河的几座桥梁上。德军为了阻止苏军，炸毁了大部分桥梁，但最关键的帝国大桥还在。4月13日，苏军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突袭。多瑙河舰队的水兵，坐着小船，与陆军的精锐步兵和空降兵协同作战，从帝国大桥的两端同时发起攻击。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上桥面，迅速找到了德军预埋的炸药，咔嚓一下剪断了引爆的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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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决定城市命运的桥梁，被完整地夺了下来。

帝国大桥的失守，宣告了维也纳防御的彻底崩溃。同一天，城内最后的德军放下了武器。苏联红军，完全占领了这座城市。

维也纳的陷落，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面。

一方面，它带来了政治上的解放。自1938年被吞并后，奥地利的国旗，第一次重新在维也纳市政厅的上空升起。在苏联的默许下，奥地利政治家卡尔·伦纳组建了临时政府，宣布奥地利脱离第三帝国。这为奥地利最终在1955年恢复独立与中立，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但另一方面，对维也纳的平民来说，“解放”却带来了新的恐怖。

苏军的先头战斗部队，纪律还算严明。但随后开进城里的后方部队，却在城市里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周的暴力狂潮。抢劫、谋杀，以及大规模的强奸事件层出不穷。那段时期的野蛮和混乱，被一些历史学家比作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时刻。

这种暴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对德军在苏联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疯狂报复，有苏联官方长期以来充满仇恨的对德宣传的煽动，更有战争末期，部分军队纪律彻底崩溃的现实。

维也纳的经历，就像一个微缩模型，预演了整个战后东欧的命运。它展示了三种力量的交织：一个正在灭亡的纳粹帝国，还在徒劳地发出毁灭一切的指令；一股追求民族独立的本土抵抗力量（拉德茨基行动），虽然英勇却最终失败；以及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它一面扮演着“解放者”的角色，一面又对任何不受它控制的政治力量（比如索科尔的组织）高度警惕，并最终扶植起一个亲苏的临时政府。

这种既“解放”又“占领”，既扶植又镇压的矛盾行为，为未来几十年笼罩东欧的冷战格局，写下了最早的注脚。

就在维也纳的街头炮火连天，血流成河的时候，几百公里外的柏林，帝国总理府地下的元首地堡里，一场更为怪诞的戏剧，正在上演。在这里，军事上的崩溃，被扭曲成了一场神秘主义的狂欢，现实被幻想彻底取代。

人啊，往往就是这样——在最迷茫、最绝望、最无力的时刻，总需要找个精神支点，一个能让自己“相信还没到终点”的心理寄托。有人求神拜佛，有人念叨“上帝保佑”，哪怕只是自我安慰，也能撑过黑夜的漫长。而希特勒，也不例外。

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德意志帝国四面楚歌，盟军节节逼近，曾不可一世的“元首”早已不是那个站在凯旋门前发表演说、让无数民众热泪盈眶的铁腕独裁者了。他的战场命令越来越脱离现实，将领们频频顶撞，他却反复强调“只要意志够坚定，一切都能逆转”。但他内心早已动摇——他不敢承认失败，但他也找不到胜利的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迷上了“星星”——不是天文，而是星相学。没错，一个曾经信奉“理性”“科学”“优胜劣汰”的纳粹头子，开始向宇宙的玄学力量寻求答案。他开始频繁召见宫廷式的占星师和“命理顾问”，研究自己的星盘，翻看战局对应的天象，甚至调整军事会议时间以“配合星辰运行”。

据贴身人员回忆，他在地堡中时常喃喃自语，“命运总会眷顾德意志”“现在是土星与火星相刑，这一切都只是过渡”。他坚信自己不会失败，因为星象尚未否定他。他仿佛又成了那个1919年在维也纳街头漂泊、用神秘主义填补人生空洞的愤怒青年，只不过，这一次，他要用“星星”来证明自己还有未来。

戈培尔这个马屁精那真是相当有眼光，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时候的希特勒最需要什么！

194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戈培尔拿来了希特勒最爱读的一本书——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写的《腓特烈大帝传》。戈培尔声情并茂地为元首朗读了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章：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被俄奥联军打得山穷水尽，几乎准备服毒自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死对头、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驾崩了！俄国随即退出战争，普鲁士奇迹般地得救。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

戈培尔用他那极具煽动性的语调，向希特勒暗示，历史将会重演，一个类似的奇迹，注定会拯救第三帝国。据说，希特勒听完，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很快又被“科学”的占星术给“证实”了。戈培尔，这位曾经把占星术当作工具来愚弄民众的宣传大师，此刻自己也成了这些东西最虔诚的信徒。他命人从希姆莱的秘密档案库里，找来了两份占星图，一份是希特勒本人的，一份是1918年为魏玛共和国绘制的。经过“大师”解读，这两份星盘精准地“预言”了战争爆发、德军胜利、以及1941年后的失败。但最关键的是，它们都“预言”：在1945年4月的下半月，德国将迎来命运的转折，并取得最终胜利！

这些荒诞不经的“证据”，被郑重地呈现在希特勒面前，作为“天命所归”的铁证。当一个政权开始靠算命来决定国策时，那离完蛋也就不远了。

就在地堡里这群人翘首以盼，等着奇迹发生的时候，一个消息，真的传来了。

1945年4月12日深夜，宣传部收到了路透社的电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

地堡里瞬间炸开了锅！这，不就是他们日思夜盼的“奇迹”吗？！

戈培尔的反应近乎癫狂。据他的秘书回忆，他当时“欣喜若狂”，立刻命令手下：“快！拿出我们最好的香槟来！”然后，他抓起电话，接通了元首地堡。

“我的元首，我恭喜您！”戈培尔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颤抖，“罗斯福死了！星象上写着，四月的下半月将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这就是转折点！”

1945年4月12日，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罗斯福无疑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巨人之一。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打赢了世界大战。可以说，他用自己“打破规则”的方式，为美国和世界塑造了新的规则。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对罗斯福的评价可能比较复杂。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他在外蒙古独立和苏联在东北的特权等问题上，对斯大林做出了让步，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牺牲了中国的战略利益”，至今仍是争议焦点。

但历史需要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看。在那个法西斯肆虐的年代，罗斯福最大的贡献，或许在于他为战后世界确立了一种制度性和平的框架。他是联合国的主要推动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这套体系尽管不完美，却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在此框架下，像二战那样的全面世界大战，再未爆发。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历史功绩。

也难怪，在美国的历届总统排名中，罗斯福始终稳居前三，仅次于林肯和华盛顿，被视为“现代美国精神”的象征。

然而，地堡里的人，显然不会这么想。

一股病态的、歇斯底里的乐观情绪，瞬间席卷了整个地堡。希特勒和他的核心圈子坚信，随着罗斯福这个“头号战争贩子”的死去，美英的反苏势力必然抬头，他们很快就会跟德国媾和，然后掉转枪口，和德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苏联。

希特勒随即向东线部队发布命令，宣称“天意已经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战犯从地球上清除”，这标志着战争的决定性转折。这种彻头彻尾的妄想，完全无视了盟国早已确立的“无条件投降”政策。

在第三帝国最后的时刻，宣传机器的制造者们，最终成为了自己制造的麻醉剂的最后、也是最忠实的消费者。

就在希特勒和戈培尔为罗斯福的死讯举杯庆祝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真正带来的转折，将与他们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在华盛顿，一位与前任截然不同的人物，正被历史推上舞台的中央。他就是——哈里·杜鲁门。

他跟罗斯福，简直是两个极端。罗斯福是出身显赫的贵族，杜鲁门则是来自密苏里州的平民。他当过农夫，开过服装店但破产了，一战时当过炮兵上尉，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总统。他言辞朴实，性格耿直，办公桌上摆着着名的座右铭：“推卸责任止于此”。

他真正进入全国视野，是因为在二战期间领导了着名的“杜鲁门委员会”，负责调查军方的浪费和腐败问题，为政府节省了数十亿美元，也为他赢得了清廉、强硬和公正的声誉 。1944年，他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人选，当上了罗斯福的副总统。1945年4月12日，仅仅当了82天副总统后，他就被推上了总统宝座。他对即将承担的重任毫无准备，曾对记者说：“我感觉月亮、星星和所有的行星都砸在了我身上。”

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他相信可以“管理”苏联。

杜鲁门则完全不同。他从骨子里就对苏联充满怀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不尚空谈的政治家，他对斯大林那种复杂的强权政治，毫无耐心。

他的上任，标志着美国对苏政策，从“合作”到“遏制”的根本性转变。而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生的维也纳战役，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最直接的催化剂。苏联对维也纳的占领，以及红军在当地的暴行，为杜鲁门政府提供了苏联扩张主义的鲜活例证，证实了他内心最深的忧虑，也坚定了他采取强硬路线的决心。

不过此时，现在在对苏联有意见，纳粹德国现在还在，有啥意见也得等把仗打完再说。

杜鲁门上台后，迅速对外宣布：将全面继承罗斯福的对德政策，绝不动摇。这句听起来平淡的表态，对正在柏林地堡里苦苦幻想“命运反转”的希特勒而言，无异于最后一记重锤，他一直寄希望于罗斯福之死能带来西方盟国态度的动摇，幻想着美英之间会因战略分歧而与苏联反目，进而与德国媾和。

但杜鲁门的这项声明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美国的对德政策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围剿纳粹的联合战线依旧牢不可破。

这一刻，希特勒的精神防线几近崩溃。他终于明白：“上天的暗示”并不会改变现实，敌人不会因罗斯福的死而手下留情，所谓的星辰不过是冰冷的自欺。死亡的阴影，开始无声地笼罩在帝国的残垣断壁中。

直到最后，希特勒都没能真正明白：这场战争，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列强争霸，不再是可以靠谈判收场的“国家之间的冲突”。

早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盟军就已经明确宣布：这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是正与邪、生与死之间的较量。他们将追求“无条件投降”作为唯一目标，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或和谈。

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剧被揭开后，全世界也终于看清了纳粹的真正面目。那一座座焚尸炉，那一排排被毒气吞噬的尸体，那不是战争的副产品，那是系统性的灭绝，是人类文明的底线被践踏。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诩为“正义扞卫者”的盟军怎么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转头去与这样的“魔鬼”谈条件！我要再跟你纳粹谈条件这不就是在打自己脸吗。而希特勒到至今仍然还活在一战的阴影里

不过，此时距离希特勒的生命倒计时，已经没多少时间了。盟军最后的胜利近在咫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也是最终的目标，已经锁定——纳粹德国的老巢，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