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1章 孝献皇帝辛（1/1）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癸巳年）
春天，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号称有步兵、骑兵四十万，攻破了孙权在长江以西的营地，俘虏了孙权的都督公孙阳。孙权率领七万大军抵御，双方对峙了一个多月。曹操看到孙权的战船、武器装备以及军队阵容整齐严肃，不禁感叹道：“生儿子就该像孙仲谋这样；像刘景升（刘表）的儿子，简直就是猪狗！”孙权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春天江水正要上涨，您最好赶紧离开。”在另一张纸上又写道：“只要您不死，我就没法安心。”曹操对将领们说：“孙权没骗我。”于是撤军返回。
庚寅日，汉献帝下诏合并十四个州，恢复为九州。
夏天，四月，曹操回到邺城。
当初，曹操在谯县的时候，担心长江沿岸的郡县被孙权攻占，想把百姓迁到内地，就问扬州别驾蒋济：“以前我和袁本初（袁绍）在官渡对峙，迁移了燕县、白马县的百姓，那些百姓没乱跑，敌人也不敢来抢掠。现在我想迁移淮南的百姓，你觉得怎么样？”蒋济回答说：“那时咱们兵力弱，敌人兵力强，不迁移百姓肯定会被敌人抢走。但自从打败袁绍以来，您威名震慑天下，百姓没有别的心思，大家都眷恋故土，实在不愿意迁移，强迫他们肯定会人心不安。”曹操没听他的。结果百姓们互相惊扰，从庐江、九江、蕲春、广陵等地，十多万户人家都往东渡过长江，长江以西就变得空虚了，合肥以南，只剩下皖城。后来蒋济奉命到邺城，曹操迎接他时，大笑着说：“我本来只是想让百姓躲避敌人，结果反倒把他们都吓跑了！”于是任命蒋济为丹阳太守。
五月丙申日，朝廷把冀州的十个郡封给曹操，封他为魏公，曹操依旧兼任丞相和冀州牧。还赐予曹操九锡之礼：大车、兵车各一辆，黑色公马八匹；礼服礼帽一套，红色鞋子一双；三面悬挂的乐器，六十四人规格的舞蹈乐队；可以居住在朱红大门的府邸；登殿时设置的台阶；三百名虎贲卫士；斧钺各一把；红色的弓一张，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张，黑色的箭一千支；美酒一坛，配上玉制的酒勺。
天下起了大雨。
益州从事广汉人郑度听说刘备起兵，就对刘璋说：“左将军刘备孤军深入来袭击我们，他的兵力不到一万，民众还没有归附他，军队又没有辎重，只能靠抢掠田野里的庄稼来维持。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巴西、梓潼的百姓全部驱赶到涪水以西，把仓库里的粮食和田野里的庄稼都烧掉，加高壁垒，挖深壕沟，静静地等待。他来了，咱们不跟他交战。时间一长，他没了补给，不出一百天，肯定会自己撤退，等他撤退的时候咱们再追击，一定能抓住他。”刘备听说后很担忧，就问法正怎么办。法正说：“刘璋肯定不会采用这个计策，不用担心。”刘璋果然对他的下属们说：“我只听说过抵御敌人来安定百姓，没听说过惊动百姓来躲避敌人的。”就没有采纳郑度的计策。刘璋派他的将领刘璝、冷苞、张任、邓贤、吴懿等人抵御刘备，结果都战败了，只好退守绵竹；吴懿到刘备军中投降。刘璋又派护军南阳人李严、江夏人费观统领绵竹的各路军队，李严、费观也率领他们的部下向刘备投降。刘备的军队更加强大了，就分别派遣将领去平定下属各县。刘璝、张任和刘璋的儿子刘循退守雒城，刘备进军包围了雒城。张任率兵在雁桥出战，战败身亡。
秋天，七月，魏国开始建立社稷坛和宗庙。
魏公曹操将三个女儿送进皇宫封为贵人。
当初，魏公曹操追击马超到安定，听说田银、苏伯造反，就率军返回。参凉州军事杨阜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英布那样的勇猛，很得羌人、胡人的人心；如果大军返回，不做好防备，陇上的各个郡县就不归国家所有了。”曹操撤军后，马超果然率领羌人、胡人攻打陇上的郡县，那些郡县纷纷响应，只有冀城拥护州郡长官坚守。马超兼并了陇右的全部兵力，张鲁又派大将杨昂协助他，共有一万多人，一起攻打冀城，从正月一直打到八月，救兵都没有来。刺史韦康派别驾阎温出城，向夏侯渊告急，城外被围了好几层，阎温趁夜从水里偷偷游出去。第二天，马超的士兵发现了他的踪迹，派人追上去抓住了他。马超押着阎温到城下，让他告诉城里的人说：“东边没有救兵了。”阎温却对着城上大喊：“大军不出三天就到，大家加油！”城里的人都感动得哭了，高呼万岁。马超虽然很生气，但因为攻城很久都没攻下，就慢慢劝诱阎温，希望他改变主意。阎温说：“侍奉君主，至死不变，你难道想让我这个长辈说不义的话吗！”马超就杀了他。不久后，城外的救兵还是没来，刺史韦康和太守打算投降。杨阜大哭着劝谏说：“我们率领父兄子弟，为了大义互相激励，拼死守城，一心为您坚守这座城。现在怎么能放弃眼看就要成功的事业，陷入不义的名声中呢！”刺史、太守不听，打开城门迎接马超进城。马超进城后，就杀了刺史和太守，自称征西将军、兼并州牧、督凉州军事。
魏公曹操派夏侯渊救援冀城，还没赶到冀城就沦陷了。夏侯渊距离冀城还有二百多里时，马超前来迎战，夏侯渊的军队作战不利。氐王千万响应马超，驻扎在兴国，夏侯渊只好领军撤回。正好杨阜的妻子去世，他向马超请假去安葬妻子。杨阜的表兄天水人姜叙担任抚夷将军，率兵驻扎在历城。杨阜见到姜叙和他的母亲，忍不住悲伤地抽泣。姜叙问：“你怎么这样？”杨阜说：“守城没能守住，长官死了我又不能跟着去死，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马超背叛父亲，违抗君命，残忍地杀害州里的长官，这难道只是我杨阜的责任和耻辱吗？整个州的官员都觉得耻辱。你手握重兵，却没有讨伐贼人的心思，就像当年赵盾被记载为弑君一样（暗指姜叙失职）。马超虽然强大，但不讲道义，有很多破绽，很容易对付。”姜叙的母亲激动地说：“哼！伯奕（姜叙字），韦伯君（韦康）遇难，你也有责任，难道只是义山（杨阜字）的吗！人谁能不死，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你们应该赶紧行动，别再顾虑我；我会为你承担一切，不会因为我的余生拖累你。”姜叙于是和同郡的赵昂、尹奉、武都人李俊等人合谋讨伐马超，又派人到冀城，联合安定人梁宽、南安人赵衢作为内应。马超把赵昂的儿子赵月抓去做人质，赵昂对妻子异说：“我已经定下这样的计谋，事情肯定万无一失，但赵月怎么办？”异大声回答说：“为君父洗刷奇耻大辱，丢掉脑袋都不算什么，何况是一个儿子呢！”
九月，杨阜和姜叙进兵，进入卤城，赵昂、尹奉占据祁山，一起讨伐马超。马超听说后，大怒，赵衢趁机哄骗马超，让他亲自出城迎击。马超出城后，赵衢和梁宽关闭冀城城门，把马超的妻子儿女都杀了。马超进退两难，就去袭击历城，抓住了姜叙的母亲。姜叙的母亲骂他说：“你这个背叛父亲的逆子，杀害长官的恶贼，天地怎么会长久容你！你还不早点死，还有脸见人吗！”马超杀了她，又杀了赵昂的儿子赵月。杨阜和马超交战，身上受了五处伤。马超战败，就往南投奔张鲁。张鲁任命马超为都讲祭酒，还想把女儿嫁给他。有人对张鲁说：“像他这样的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怎么会爱别人！”张鲁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有功之人，封侯的有十一人，赐给杨阜关内侯的爵位。
冬天，十一月，魏国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官职；任命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钟繇为大理，王修为大司农，袁涣为郎中令并代理御史大夫事务，陈群为御史中丞。袁涣得到赏赐，都会分给别人，家里没有积蓄，缺什么就向别人借，他不做那种故意表现清高的行为，但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清廉。当时有传言说刘备死了，大臣们都去祝贺，只有袁涣没有这么做。
魏公曹操想恢复肉刑，下令说：“以前陈鸿胪（陈纪，陈群父亲）认为死刑中有可以施加仁爱恩典的情况，御史中丞（陈群）能申述你父亲的观点吗？”陈群回答说：“我父亲陈纪认为汉朝废除肉刑，增加笞刑，本意是出于仁爱怜悯，结果死的人却更多了，这就是所谓名义上减轻刑罚，实际上加重了。名义上刑罚轻就容易让人触犯，实际上刑罚重就会伤害百姓。而且杀人偿命，这符合古代的制度；至于伤人，有的只是残害别人身体，却只是剪剪头发（指当时刑罚），这不合理。如果采用古代的刑罚，让犯淫罪的人接受宫刑，让盗窃的人砍掉双脚，那就永远不会有淫乱和盗窃的恶行发生了。古代三千条刑罚，虽然不能全部恢复，但像这几条，是当今社会所忧虑的，应该先施行。汉律中判处死刑的，是仁爱无法顾及的重罪，其余那些罪不至死的，可以改为肉刑。这样的话，所施加的刑罚和所保全的生命就能够相抵了。现在用笞刑导致死亡的办法，来代替不致死的刑罚，这是重视人的肢体而轻视人的生命啊。”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只有钟繇和陈群的意见相同，其他人都认为不可行。曹操因为战事还没结束，考虑众人的意见后，就暂时搁置了这个想法。
评论
建安十八年是三国乱世中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里，曹操集团、孙权集团、刘备集团以及凉州马超势力等多方力量展开激烈角逐，军事冲突、政治变革与人性抉择交织上演，为三国格局的形成埋下诸多伏笔。透过史册简练的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乱世中权力运作的逻辑与个体命运的浮沉。
军事交锋：实力较量与战略博弈
这一年的军事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曹操与孙权在濡须口的对峙。曹操号称率领四十万步骑兵进军濡须口，虽攻破孙权江西营并俘获都督公孙阳，但面对孙权七万军队的严密防御，最终只能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场战役中，双方展现出不同的军事智慧：曹操倚仗兵力优势发起强攻，却在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的严密部署下难有突破；孙权则以精准的战略判断与心理战术应对，一句“春水方生，公宜速去”点破曹军受制于自然条件的软肋，而“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直白表述，既显坦诚又藏威慑，最终迫使曹操撤军。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博弈，体现了三国时期军事对抗中“智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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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凉州战场上演着另一场惨烈的较量。马超凭借羌胡部族的支持与张鲁的援助，对冀城展开长达八个月的围攻。这场战役中，人性的光辉与黑暗激烈碰撞：别驾阎温冒死突围求救，即便被俘仍坚守忠义，向城中高呼“大军不过三日至”，最终慷慨赴死；刺史韦康却在困境中选择投降，终遭马超杀害；杨阜则在城破后隐忍谋划，联合姜叙、赵昂等人起兵复仇，其外母以“死于忠义，得其所也”的决绝态度支持讨贼，赵昂之妻异更是以“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的牺牲精神激励丈夫，展现出乱世中忠义之士的硬核担当。
政治变革：权力集中与制度调整
建安十八年的政治舞台上，曹操集团的权力巩固成为核心线索。正月刚结束濡须口战事，朝廷便“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这一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实则是为曹操进一步掌控地方权力铺路。到了五月，曹操正式被封为魏公，获冀州十郡封地，同时加授九锡——大辂、戎辂、衮冕之服、轩县之乐等一系列象征最高权力的礼器仪仗，标志着曹操的权力达到新高度，距离篡汉自立仅一步之遥。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操作，既体现了曹操集团的权谋智慧，也反映出东汉王朝名存实亡的现实。
十一月，魏国“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建立起相对完整的行政体系，荀攸、钟繇、陈群等谋士重臣各居要职，进一步完善了曹操集团的权力架构。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试图恢复肉刑的讨论虽因“军事未罢”而搁置，但从陈群“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的论述中，能看到乱世中统治者对严刑峻法的依赖倾向，也为后来曹魏的法律制度埋下伏笔。
决策得失：战略误判与民心向背
这一年的诸多事件中，曹操迁徙淮南民众的决策堪称典型的战略失误。当初在谯县时，曹操担心滨江郡县被孙权攻占，计划将淮南民众内迁，扬州别驾蒋济明确反对：“人情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但曹操固执己见，结果引发十馀万户民众惊恐逃亡江东，导致“江西遂虚，合淝以南惟有皖城”，反而削弱了自身的防御根基。曹操事后虽以“大笑”掩饰，实则暴露了其统治中“强权威压”模式的局限性——即便“威震天下”，违背民心的决策终将反噬自身。
相比之下，刘璋在面对刘备入侵时的决策则更显昏聩。益州从事郑度提出“驱民烧谷、高垒深沟”的坚壁清野策略，本是应对刘备“悬军袭我、军无辎重”的有效手段，但刘璋以“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为由拒绝，最终导致刘璝、冷苞等将接连战败，李严、费观等重臣投降，自己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两位统治者的决策失误，印证了“民心向背”与“战略远见”在乱世争霸中的关键作用。
人性百态：忠义与权谋的碰撞
建安十八年的历史记载中，最动人的莫过于乱世中的人性抉择。阎温面对马超的威逼利诱，坚守“事君有死无二”的信念，以生命践行忠义；杨阜在冀城失守后，以“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的自责之心，联络盟友复仇，即便“身被五创”仍坚持战斗；姜叙之母以“死于忠义，得其所也”的觉悟支持儿子讨贼，展现出超越性别与年龄的家国情怀。这些人物的选择，在“胜者为王”的乱世法则中，筑起了一道坚守道义的精神长城。
然而，乱世也催生了权谋与背叛。马超虽勇却“背父叛君，虐杀州将”，最终众叛亲离；韦康在关键时刻放弃抵抗，既辜负了杨阜等人的坚守，也未能换来自身安全；赵衢、梁宽以诈术诱骗马超出城，随后“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虽属复仇之举，却也显露出乱世斗争的残酷无情。这些复杂的人性表现，让这段历史充满张力。
建安十八年的风云变幻，本质上是三国时期“秩序重构”过程中的缩影：曹操通过制度调整与权力集中强化统治根基，孙权凭借精准的战略判断巩固江东基业，刘备则在益州逐步打开局面，各方势力在军事、政治、民心的较量中此消彼长。而乱世中的忠义坚守与权谋博弈，不仅塑造了个体的命运，更在无形中推动着历史走向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权力斗争的经验教训，更是关于人性、道义与家国情怀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