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2章 云南聚兵，土司众相（一）（1/1）

浙党、闽党、粤党看似政见不合，却在维护海商利益上出奇一致——

浙江巡抚为宁波商人隐瞒走私丝绸，福建巡按对郑芝龙的海盗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广东布政使更是直接将关税银的三成划入私库。

到崇祯十七年，江南豪商早已不是嘉靖朝那个需要仰仗皇室鼻息的群体。

他们的船队比朝廷水师更精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里坐着浙商的代表，西班牙马尼拉的大帆船一半货物属于闽商。

小流求（台湾）的鹿皮贸易被浙商与闽商垄断，连荷兰人修建热兰遮城时，都要分给当地商人三成股份。

海禁政策成了他们最好的保护伞，明面上严禁贸易，暗地里却由官商勾结把持所有通道；

敢私自下海的小商贩要么被官军剿灭，要么被豪商的船队吞并。

东南沿海早已成了独立王国。新来的巡抚若想坐稳位置，必须先去拜见当地商会的“大掌柜”。

天启年间，广东巡抚试图整顿关税，不到三月就被冠以“通倭”罪名罢官；

崇祯初年，福建巡按弹劾郑芝龙，结果自家船队在赴任途中“遇海盗”沉没，全家葬身鱼腹。

这里的知府由商人推举，知县靠商会资助，连驿站的驿卒都认得商队的旗号。

官商之间早已不是勾结，而是通过联姻、认亲织成了一张巨网——

松江知府的女婿是宁波船商，泉州总兵的岳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杭州织造的儿子娶了葡萄牙商人的女儿。

北京城的深秋带着一丝潮湿的寒意，钱谦益拆开儿子从南直隶寄来的家信，手指在“陛下欲查海商私税”的字句上停顿良久。

他望向窗外，思绪回到二月——

秦淮河畔的画舫依旧笙歌，只是船上的富商们谈论的不再是诗词歌赋，而是荷兰人新造的战舰与马尼拉的白银价格。

东林党背后的金主们对此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崇祯皇帝连中枢都敢随意迁移，连朝会都敢罢停，不过是个在龙椅上发脾气的孩童。

江西九江的官署里，七十六岁的李邦华正对着地图叹息。

这位被裁撤的御史台老臣拒绝了所有商人的拉拢，却忍不住常与东林学子彻夜长谈。

回乡之后接受袁继咸邀请，居留于九江行署，左氏父子莫名消失，这位江西总督亦喜亦忧。

他看着地图上被红笔圈出的九江、饶州、广信、梧州四府，那里的知县任免已全由地方商会决定，连税银都要先经商栈再入府库。

他知道这样下去国将不国，却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身边几个年轻学子身上——

他们的笔尖还带着书生气，尚未被铜臭浸染。

豪商们的底气远不止于此。

郑芝龙的水师在厦门港游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夹板船在澎湖列岛待命，西班牙人的舰队常驻马尼拉。

他们在江南的田产占了半壁江山，在京城的店铺连着六部衙门，连宫里的太监都收着他们的“孝敬”。

当李邦华“昏君无谋”的言论传到商栈，老板们相视大笑——

这个连朝堂都摆不平的皇帝，敢动他们分毫？

崇祯十七年的冬夜，苏州商会的密会持续到三更。

烛火下，几张熟悉的面孔映在东印度公司的股权证书上，三成股份的持有者名单里，赫然列着江南十二家豪族的姓氏。

有人提起小流求的交易，当年浙商与闽商联手将岛礁“租”给荷兰人，每年坐收十万两白银；

有人炫耀自家船队如何在官军眼皮底下运送西洋火器，巡抚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送来通关令牌。

“他若敢动，咱们就敢反。”

最年长的商董敲着茶碗，声音里没有丝毫畏惧。

窗外的秦淮河依旧流淌，只是水面下的暗流，早已足够掀翻大明的船。

利玛窦种下的种子，在晚明的土壤里结出了意想不到的果实——

西学成了权力的筹码，教堂成了利益的密室，而那些曾被视为蛮夷的西洋势力，竟成了江南豪商对抗朝廷的底气。

当海疆的风裹挟着硝烟味吹来，这个庞大的利益同盟已做好准备，要与紫禁城的那个“昏君”，赌上大明的未来。

六月的南风已带着暑气掠过江南海面，厦门港外的荷兰夹板船却迟迟没等来朝廷开海的消息。

去年冬天跟着朝贡船队去过北京的荷兰商人站在甲板上，指尖敲着船舷冷笑——

紫禁城的琉璃瓦看着光鲜，内里早被掏空了。

他们在朝堂上见着的官员个个面带菜色，御座上的皇帝说话时声音发飘，连摆出来的国宴都透着股寒酸。

西洋商栈里的神父与船长们嘀咕了几日，见朝廷没任何动作，便又忙着装运生丝与瓷器，只把去年的见闻当作谈资：

“大明就像个穿锦袍的病汉，风一吹就要倒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理事们却在巴达维亚的会议室里磨拳擦掌。

小流求（台湾）的地图被标上密密麻麻的红圈，两座天然良港的水文数据早已被密探摸清。

“西班牙人在吕宋就是笑话。”

理事长敲着地图上的马尼拉，

“占着最好的港口，却要给土着酋长送礼，还要靠杀人才能守住三成地盘。”

去年从吕宋逃来的西班牙商人曾哭诉，明国水师几条破旧战船竟把他们的舰队逼退了，最后不得不跟当地部落赔笑脸。

荷兰人对此嗤之以鼻：

“若不是郑芝龙那伙海盗撑着，南中国海早成了咱们的天下。”

他们已定下计划，要在小流求筑城驻兵，岛上的“高山族”土着将被编入劳役营，要么凿石筑港，要么给殖民者当仆役，至于反抗？

吕宋的枪声就是先例。

云南昆明的黔国公府正燃起迎客的炭火。

二月初六的寒风里，传旨太监捧着泛黄的圣旨踉跄进门，脸上冻裂的口子还沾着冰碴。

“三天……靠这根羊腿才撑到昆明。”

太监哆嗦着掏出怀里啃剩的骨头，油脂早已凝成团。

跟他同来的三位同伴更显狼狈，其中两人的靴子磨穿了底，只能用破布裹着脚。

这趟差事本不该如此艰难，他们偏选了穿大名、过开封、经南阳入襄阳的路，却撞上了百年不遇的冰雪；

官道上的积雪没到膝盖，驿馆要么关门要么被流民占了，硬生生把三个月的路程拖成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