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孔门四忧：修行的警钟（1/1）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的暮春，拄着拐杖站在杏坛上，望着满地落英长叹。弟子们围拢过来，见他手中竹简上写着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便问：“夫子为何事忧虑？” 孔子抬起布满皱纹的脸，目光掠过远方的泰山：“这四件事，是我终生的忧虑啊。” 话音未落，一阵风吹过，卷起几片杏花，仿佛为这句警示添上注脚。这 “四忧” 如四面镜子，照见人性的短板；又如四面警钟，提醒着修行的方向 —— 修德是立身之本，讲学是传薪之责，徙义是践行之要，改过是进步之途。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人的自省，这 “四忧” 始终是文明进阶的清醒剂。

一、德之不修：品德修养的荒芜

“德之不修” 的 “德”，在孔子眼中是 “仁” 的外显，《说文解字》“德，升也”，引申为 “德行”，即内心的仁心外化为行为的准则。孔子强调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认为德是个人立足与社会治理的根基。“不修” 并非全然无德，而是 “虽有仁心，不常修养”，如《论语?阳货》“乡原，德之贼也”，乡愿看似有德，实则因不修而沦为伪善。

孔子本人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曾子转述），将修德化为日常功课。他 “过则勿惮改”，在周游列国时，因 “见南子” 遭子路质疑，便 “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以自省回应质疑；在陈绝粮时，“从者病，莫能兴”，仍 “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以坚韧修持品德。这种 “不间断” 的修德，使他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达到德的至高境界。

“德之不修” 的危害，在历史中多有印证。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左传?宣公二年》），不修德而施暴政，最终被赵穿弑杀；战国时期的庞涓，因嫉妒孙膑才能而设计陷害，“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不修德而逞私怨，最终在马陵之战中兵败身亡。这些案例印证了孔子的忧虑 —— 不修德者，虽能得逞一时，终难善终。

修德的典范，首推颜回。他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贫困中坚守 “仁” 的品德；“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以自省修德，孔子赞其 “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颜回的修德不是刻意做作，而是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的自然养成，正如《周易?乾卦》“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修德需趁时精进。

汉代的董仲舒，将修德与 “天人感应” 结合，提出 “仁、义、礼、智、信” 五常之道，认为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举贤良对策》）。他本人 “三年不窥园”，潜心修学修德，“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汉书?董仲舒传》），这种 “内外兼修” 使他既能 “推明孔氏”，又能 “为群儒首”，将修德从个人修养升华为治国理念。

宋代的周敦颐，以 “主静” 修德，提出 “无欲故静”（《太极图说》）。他在《通书》中说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认为修德的核心是 “诚”。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辩，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宋史?周敦颐传》），以行动践行修德，这种 “宁弃官不违德” 的坚守，正是 “修德” 的真谛。

当代社会，“德之不修” 表现为功利主义对道德的侵蚀 —— 有人为名利不择手段，如 “学术造假” 违背诚信之德；有人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失见义勇为之德。但也有 “感动中国” 人物如张桂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教育岗位，以 “病躯办学” 修奉献之德；王顺友 “马班邮路” 二十年，以 “送信不辍” 修责任之德。这些例子证明，修德仍是当代人的精神刚需，正如孔子所言 “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二、学之不讲：学问传承的断裂

“学之不讲” 的 “学”，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 “学道”—— 对仁、义、礼、智的探求；“讲” 是 “讲习”“传授”，如《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通过问答讲习，使学问内化。“不讲” 并非无知，而是 “有学不传”，如《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最终导致学问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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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将讲学视为使命。他在杏坛 “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采用 “因材施教” 的讲学方式：对 “朽木不可雕也” 的宰我，仍耐心引导；对 “野人也，不如儒生” 的子路，循循善诱；对 “回也闻一以知十” 的颜回，深入探讨。这种 “有教无类” 的讲学，打破了 “学在官府” 的垄断，使学问走向民间。

“学之不讲” 的后果，是文明的断裂。战国时期的墨家，因墨子后学 “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各执一词，不讲学交流，最终 “墨离为三”，逐渐衰落；汉代的 “今文经学” 与 “古文经学” 因 “各守师说，不讲融通”，导致经学分裂，“博士弟子” 只能 “专经学习”，难以贯通六经。这些历史教训印证了孔子的忧虑 —— 不讲学则学问僵化，传承断裂。

讲学的典范，莫过于稷下学宫的 “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学者们 “讲学不辍”，孟子与淳于髡论辩 “男女授受不亲”，荀子与稷下先生探讨 “性恶论”，这种 “讲中学，学中讲” 的氛围，使稷下学宫成为 “百家争鸣” 的摇篮，推动了学术的繁荣。

唐代的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通过 “讲学论辩” 统一经学。他召集 “国子博士、太学博士” 等学者，“共参议得失”，对《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的各家注释 “详加考订，去其异端，存其正义”（《旧唐书?孔颖达传》）。在编撰过程中，孔颖达 “每与诸儒论难，必据理以折之”，这种 “讲学式编撰” 使《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的标准教材，实现了经学的系统传承。

宋代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 “讲学授徒”，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 “讲学” 与 “践行” 结合。他 “每休沐日，诸生环立，请益不倦，先生倾竭告之，略无倦色”（《朱子语类》），甚至 “病中讲学不辍”，弟子记录其言论编成《朱子语类》，这种 “讲学不息” 使理学思想传遍天下，“自熹没，其学为世所宗，谓之程朱学派”（《宋史?朱熹传》）。

当代的 “讲学” 形式虽变，精神仍在。高校的 “慕课”（MOOC）让优质课程跨越地域（如北京大学《论语精读》在线课程惠及百万学习者）；社区的 “百姓讲堂” 将学问生活化（如北京西城区 “宣南文化讲堂” 讲解胡同里的历史）；网络的 “知识分享” 平台（如知乎、得到）使 “讲学” 突破时空。这些实践证明，“讲学” 仍是知识传播、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正如孔子所言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讲学的快乐古今相通。

三、闻义不能徙：道义践行的怯弱

“闻义不能徙” 的 “义”，是 “适宜”“应当”，《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也”，引申为符合道德的行为；“徙” 是 “迁移”“践行”，即 “见义而迁，如向义而行”（《周易?益卦》“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子强调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闻义不能徙” 是知义而不行，如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因怯弱或私利放弃道义。

孔子本人 “见义必徙”，周游列国时 “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明知推行仁道艰难，仍 “累累若丧家之狗” 而不改其志（《史记?孔子世家》）。在蒲地，“蒲人止孔子”，以 “盟而后出” 相逼，孔子 “与之盟”，但 “出郭门，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遂去卫”（《孔子家语?困誓》），认为 “要盟（强迫的盟约）非义”，毅然违背，这种 “徙义” 的果敢，展现了对道义的坚守。

“闻义不能徙” 的危害，在历史中触目惊心。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大夫赵盾，“骤谏” 灵公施暴而不听，却 “未出境而返”，既知 “谏是义” 却 “不彻底抗争”，最终灵公被杀，赵盾虽未动手，《春秋》仍书 “赵盾弑其君”，因其 “闻义不能徙”（《左传?宣公二年》）；南宋的秦桧，明知 “抗金是义” 却 “主和”，以 “莫须有” 罪名杀害岳飞，因私利放弃大义，沦为千古罪人，印证了 “徙义” 的重要性 —— 义是行为的底线，失守则沦为不义。

“闻义能徙” 的典范，首推子路。他 “好勇力，志伉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却在孔子教导下领悟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卫国 “蒯聩之乱” 中，子路本已逃离，却因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 返回，战斗中 “冠缨绝”，仍说 “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以生命践行 “忠义”，孔子闻之 “哭之恸”，说 “自吾有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汉代的苏武，“闻义能徙” 于匈奴十九年。他奉命出使匈奴，因 “虞常谋反” 受牵连，单于 “欲降之”，以 “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 相逼，苏武 “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又 “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苏武 “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书?苏武传》），始终坚守 “忠君爱国” 之义，这种 “徙义” 的坚韧，使他成为 “民族气节” 的象征。

宋代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是 “闻义能徙” 的绝唱。元军南下时，他 “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抗元，兵败被俘后，元世祖 “以宰相相许” 劝降，文天祥答 “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宋史?文天祥传》），在狱中写下《正气歌》，列举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等坚守道义的例子，最终 “临刑殊从容”，践行了 “舍生取义” 的誓言。

当代的 “闻义能徙”，表现为平凡人的勇敢：消防员 “逆行火场” 救人（如四川凉山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消防员），是 “勇义”；医生 “驰援疫区” 抗疫（如钟南山 84 岁奔赴武汉），是 “医义”；普通人 “见义勇为”（如杭州 “最美妈妈” 吴菊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是 “侠义”。这些行为证明，“徙义” 不必惊天动地，只需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正如孟子所言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道义的价值超越生命。

四、不善不能改：过错修正的停滞

“不善不能改” 的 “不善”，是 “过失”“缺点”，《论语?学而》“过则勿惮改” 的 “过”；“改” 是 “更正”“修正”，如《周易?益卦》“有过则改”。孔子认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 “过则改之”，“不善不能改” 是 “知过而不改”，如 “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以掩饰而非修正，导致停滞不前。

孔子本人 “过则必改”，在周游列国时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便 “矢之曰” 自证（《论语?雍也》），以坦诚回应质疑；“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承认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以自省道出对乐的沉迷；“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既批评冉有，也反思自己 “未能教好弟子”。这种 “改过” 的自觉，使孔子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善不能改” 的悲剧，在历史中反复上演。商纣王 “知过而不改”，大臣比干 “强谏纣”，纣曰 “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遂 “剖比干，观其心”（《史记?殷本纪》），最终 “武王伐纣，纣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隋炀帝 “自负才学”，臣下 “有谏者辄杀之”，如 “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诗句遭忌被杀”，明知 “大兴土木、三征高丽” 是错却 “执迷不悟”，最终 “江都兵变” 被杀，印证了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的古训。

“改过” 的典范，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他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重用魏徵等谏臣，“魏徵前后陈谏二百余事，皆切中时弊”，即便 “龙颜大怒”，仍 “纳谏改过”。如贞观四年，太宗欲修洛阳宫，张玄素谏 “陛下初平东都，曾观广殿，皆撤毁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复修之，是隋役又兴”，太宗 “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遂停作，赐玄素彩二百匹”（《贞观政要?纳谏》），这种 “从谏如流” 的改过，成就了 “贞观之治”。

宋代的司马光，晚年 “着《资治通鉴》，因‘失察’而误记史实，闻过即改”。《资治通鉴》初刊后，学者刘恕发现 “关于唐代牛李党争” 的记载有误，司马光 “闻之，欣然曰：‘微君，吾几误矣！’”，立即 “重加考订，修正其误”（《宋史?刘恕传》）。他在《训俭示康》中反思自己 “少时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却曾 “得家书，言‘京师物价高，居大不易’，遂稍增用度”，便 “深自悔责，其后终身俭素”，这种 “改过” 的坦诚，使《资治通鉴》成为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史学名着。

明代的徐光启，“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知旧历之误而改之”。他发现 “大统历（明代官方历法）多有误差”，便 “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引入西方科学方法”，主持编撰《崇祯历书》，“考正历法，修正误差”（《明史?徐光启传》）。面对 “祖宗之法不可变” 的质疑，徐光启 “据理力争，谓‘苟利于国，何论古今’”，这种 “学术上的改过”，推动了中国古代历法的进步，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

当代的 “改过”，从个人到社会都有体现：个人通过 “自我批评” 提升（如企业员工的 “复盘会” 反思工作失误）；企业通过 “产品迭代” 修正缺陷（如苹果公司每年更新 iPhone 系统修复漏洞）；社会通过 “制度完善” 纠正偏差（如中国 “收容制度” 的废除与 “救助管理办法” 的实施）。这些实践证明，“改过” 是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陶行知所言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而改过是行动的修正器。

五、四忧相连：孔子忧虑的深层逻辑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四者并非孤立，而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修德是根基，无德则学、义、改皆失方向；讲学是途径，不学则德无进、义不明、改无据；徙义是实践，不义则德为空、学无用、改无标；改过是保障，不改则德难进、学难深、义难行。孔子的忧虑，正在于这四者的断裂 —— 缺一则链条断，缺四则修行废。

四者的核心是 “仁”。修德是 “仁心的培育”（如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讲学是 “仁道的传播”（如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徙义是 “仁行的实践”（如 “己欲立而立人”）；改过是 “仁境的提升”（如 “过则勿惮改”）。《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这种 “爱人” 之心，使四者形成良性循环：因爱人而修德，因爱人而讲学（分享知识），因爱人而徙义（帮助他人），因爱人而改过（不伤害他人）。

四者的失衡会导致连锁反应：德之不修则易 “见利忘义”（如贪官因缺德而贪腐）；学之不讲则易 “愚昧无知”（如邪教利用无知惑众）；闻义不能徙则易 “冷漠麻木”（如旁观者效应）；不善不能改则易 “积重难返”（如企业因小错不改而倒闭）。历史上的 “乱世”，往往是四者皆失的时期 —— 如魏晋南北朝 “玄学清谈”（学之不讲）、“士大夫放达”（德之不修）、“门阀争斗”（闻义不能徙）、“政乱不改”（不善不能改），印证了孔子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

四者的平衡是 “君子” 的标准。孔子眼中的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修德（据于德）、讲学（游于艺）、徙义（志于道）、改过（依于仁）缺一不可。如颜回 “德行科” 第一（修德），“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讲学之资），“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徙义），“不贰过”（改过），是四者平衡的典范；子贡 “言语科” 第一（讲学），“存鲁乱齐”（徙义），“富而无骄”（修德），“闻过则喜”（改过），同样达到四者和谐。

六、历史回响：四忧的千年警示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孔子四忧思想，提出 “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将 “修德” 具体化为四端的培育；强调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反对 “学之不讲” 的空谈；主张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孟子?万章上》），鼓励 “闻义能徙”；告诫 “有过则改之，无过则加勉”（《孟子?公孙丑上》），重视改过。孟子的发展，使四忧从 “孔子的忧虑” 变为 “士人的自觉”。

汉代的董仲舒，将四忧纳入 “天人感应” 体系，认为 “王者不修德，则灾异降；不讲学，则王道衰；不徙义，则刑罚滥；不改过，则天命去”（《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他在 “举贤良对策” 中说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主张 “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讲学），“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徙义），将四忧从个人修养扩展至国家治理，使 “修德、讲学、徙义、改过” 成为施政纲领。

宋代的朱熹，以 “格物致知” 统摄四忧，认为 “格物是穷理，致知是知理，修德是循理，讲学是明理，徙义是行理，改过是矫理”（《朱子语类》）。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规定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德、改过）；“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学、徙义），使四忧成为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 “学规” 引导学子践行。

明代的王阳明，以 “致良知” 诠释四忧，认为 “良知是心之本体，修德是致良知（去私欲），讲学是明良知，徙义是行良知，改过是复良知”（《传习录》）。他在龙场驿 “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 “知行合一”，强调 “知修德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讲学而不讲，只是未知；知徙义而不徙，只是未知；知改过而不改，只是未知”，将四忧统一于 “致良知” 的实践，使 “知” 与 “行” 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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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代镜鉴：四忧的现实意义

在个人层面，四忧提醒我们 “全面发展”：修德是 “价值观塑造”（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讲学是 “知识分享”（如职场中的经验交流），徙义是 “社会责任”（如志愿服务），改过是 “自我完善”（如年度总结反思）。企业家曹德旺 “修德”（捐百亿做慈善）、“讲学”（着《心若菩提》分享经验）、“徙义”（疫情期间捐口罩生产线）、“改过”（公开反思企业管理漏洞），是当代践行四忧的典范。

在教育领域，四忧指引 “立德树人”：修德是 “德育为先”（如中小学 “道德与法治” 课程），讲学是 “智育为本”（如高校 “金课” 建设），徙义是 “实践育人”（如研学旅行、劳动教育），改过是 “容错机制”（如允许学生犯错并改正）。清华大学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与四忧高度契合，培养出既 “修德” 又 “好学”、既 “徙义” 又 “改过” 的人才。

在社会层面，四忧推动 “文明进步”：修德是 “道德建设”（如 “感动中国” 评选），讲学是 “文化传播”（如 “百家讲坛” 普及经典），徙义是 “社会公益”（如 “希望工程”“大病众筹”），改过是 “制度完善”（如 “信访制度” 听取民意纠错）。中国的 “全面依法治国” 与 “以德治国” 相结合，正是对四忧的现代回应 —— 法律是 “改过” 的底线，道德是 “修德” 的高线，教育是 “讲学” 的途径，公益是 “徙义” 的体现。

在国际层面，四忧启发 “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修德是 “大国担当”（如中国援助发展中国家），讲学是 “文明互鉴”（如孔子学院传播中华文化），徙义是 “国际合作”（如全球抗疫合作），改过是 “全球治理改革”（如完善联合国机制）。中国提出的 “共商共建共享” 全球治理观，与四忧的精神一致 —— 通过对话（讲学）、合作（徙义）、反思（改过）、互信（修德）实现共同发展。

八、走出忧虑：从警醒到践行

孔子的四忧，不是消极的担忧，而是积极的警醒 —— 知道问题所在，便有改进的可能。修德可从 “小事做起”，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学可从 “分享开始”，如 “教朋友一道题”；徙义可从 “援手践行”，如 “帮老人过马路”；改过可从 “承认错误”，如 “道歉并弥补”。这些微小的行动，正是走出忧虑的第一步。

历史已经证明，践行四忧者必有所成：个人践行则 “德才兼备”，如孔子弟子；社会践行则 “文明昌盛”，如汉唐盛世；国家践行则 “长治久安”，如 “贞观之治”。当代人若能以四忧为镜，时时自省，处处践行，便能如孔子所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在修德、讲学、徙义、改过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暮春的杏坛，风已停，杏花落尽。孔子的忧虑穿越两千五百年，仍在提醒我们：修德如培树，需日日浇灌；讲学如传火，需代代接力；徙义如行船，需时时划桨；改过如磨刀，需常常砥砺。唯有如此，方能走出忧虑，走向 “仁” 的境界 —— 那是个人的安宁，社会的和谐，文明的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