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佐”老师(1/1)

我的老师之所以叫大“佐”,是因为他姓左,在那时,这个姓在我的学校以至我所知晓的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有一次偶然听得老师的朋友唤他大左,于是乎我们便私底下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大雅不俗的称号——大“佐”。

2012年,那时的我上小学五年级。

开课不到一周,原本教语文的老师离开了,是什么缘故我们并未知晓,但接着便听说学校新来了几位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我们兴奋的连即将进罐的玻璃珠子都收了起来,当起了班级的情报员和学校的狗仔队,即使校长亲自上任的数学课也瞬间黯然失色,索然无味了。

每当下课铃声一响,便三五成群偷偷摸摸挤在教务处,从门缝里观察着敌军的风吹草动,毕竟每一个走掉的语文老师,多少都是有些客观因素存在的,我们班可是学校出了名的挑刺儿班。

老老师上课枯燥乏味,不乐意听讲,上了点年纪的女老师上课,罗里罗嗦,总有讲不完的鸡毛蒜皮,太严肃的老师自命清高,只会讲些不接地气的大道理。要知道,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只有玩,皮筋、玻璃弹珠、弹弓、纸方块、鸡毛(一种用三匹鸡毛和小竹筒做成的,和羽毛球很相似的东西,它的玩法和羽毛球相同,只是用来击打的拍子是乒乓球拍而已)。

作为一个在偏远的贫困山区长大的孩子,我们气走一些老师,有时候想想理由还挺理直气壮,可能是不想看到他们白白将大好青春浪费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罢!不知道是哪些不知死活的年轻老师愿意放弃留在大城市深造的机会来农村吃粗粮。

然而我等来的第一节语文课却是惊人的离奇,至今回想,那估计是我人生中上过的第一节最憋屈的语文课。

老师是课间来到教室的,因为同桌在我的桌面上用粉笔写下我的名字,我被新来的年轻老师不明不白的提着名字,劈头盖脸的狠狠训了一顿,还给我安上一个乱涂乱画的污名,就这样我第一次在班上出了糗,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连反驳的机会也没有。因为这一点,原本在班上沉默不语的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

我自小就不大接触老师的,不是因为他们不亲切,而是害怕打交道,我害怕他们对我的身世问长问短,索性把自己伪装的很孤僻,特立独行,就像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猪,与其他的猪格格不入。唯一不同的是,那是一只嚣张跋扈的猪,而我是一只异常沉默且孤独的猪。

当然,我只是不喜欢和老师走近而已,并不代表我就没有朋友,我也是有一群过命的兄弟的。我是他们中成绩最好的,当然也是班上成绩数一数二的,大概也是成绩和深得民心的缘故,我连任了六年班长,就这样,他们每天给我打着“班长带头,全班加油”的口号做事情,似乎只要我带头干的,所有事情都是正义的。

还好,在桌子上乱涂乱画的污名在不久以后,也不知道是班上哪位仁兄出面帮我洗白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让这位新来的大“佐”老师成功的记住了我,以至于后来我说出的“清者自清”这四个字便成了我们班的典范。

有一次因家里出了些让人头疼的事迟了到,他便罚我在门口站了整节课,我只能用耳朵听他上林海音的《窃读记》,其实我是不大喜欢上语文课的。说来奇怪,生平我的语文就好,大概是因为喜欢看课外书的缘故吧,这一点源于父亲对我的栽培。别看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对我的教育与其他孩子可以说大相径庭,最为独特的一点便是别的父亲外出归家,手里总会带些吃食,哄孩子开心,而我的父亲则有所不同,小时候为了教我画画,他可以疯狂到将家里饲养的大公鸡用红绳绑起来,架在凳子上手把手教我照着画,他回家手里提的,要么是小蜡笔,要么是百科全书,要么是连环画,要么是课外书,所以我觉得尤为幸运,是他打通了我学语文的任督二脉。

每每上语文课,我总会将课外书藏在课本下,或者桌箱里,不到两分钟便九霄云外了。往往那些喜欢说文解字的老师总让坐在前排的同学起来回答问题,我老早便掌握了这样的定律,这也是我喜欢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原因。尤其那些上了些年岁且带着老花眼镜的老师,我自认为他们的视力都不大好,很难发现我的存在。除此之外,读书每到会心时,即使提笔在堂下大作文章,老师也不得而知,自由极了!然而,大“佐”老师的到来便将我五年来的嗜好打破的稀碎,我甚至有些讨厌他。

因为第一次被罚站,我成了全校围观的猴子,左邻右舍都过来戏弄一番。

“你们老师也真是的,刚来就罚你,看来你这班长的地位不保啊!”

“怎么不顶桶水?”

“真是百闻难得一见,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这是!”

“涛哥犯什么滔天大罪了?”

……

我对这些略显嘲讽意味且可以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辞藻早就不为所动了,那又怎样?我也不能扔下书包上前和他们撕咬在一起,到时候肯定免不了接近老师的,于是我学会了隐忍。

大“佐”老师估计被我倔强的个性所折服,才给我放了行。一进教室我就趴在桌上睡觉,忘了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多少觉得有些委屈,但也选择不解释。他才来到这个班,不到两个星期就成功的做了我最讨厌的人,他说话时我也懒得理会,任由他像空气似的飘来飘去。

在新来的几位年轻老师中,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城市人,把房子租在离学校最近的地方,后来有幸去过几次。要知道我上的小学可谓是一个完全远离尘世喧嚣的偏远地带,像他这种初来乍到的人,基本的吃饭都是问题。除非认识当地的大爷大妈,热情点儿的可以送她几颗大白菜,用白开水煮熟了蘸着辣椒面吃,倒也可以凑个温饱,要么就只能赶老远的路程到集市上去买,农村是比不得集市的,集市上什么都有。而农村有的都是老百姓用承包来的一亩三分地辛勤劳作的成果,这其中一半收成还得看天。

有一次,大“佐”老师在课堂上开着玩笑说:“我已经好几天吃饭不下菜了!”

同学们都问为什么。

他的回答有些搞笑:“老师太穷了,买不起菜!”

虽然我听得出来他在说笑,但我还是放在心上了,正好赶上土豆收获的季节,父亲见我用一个黑色塑料袋子在捡土豆,便问我捡来做什么?我便给他说起了大“佐”老师的事儿,于是父亲给我换了一个麻袋,是用来装小包饲料那种,因为相比其他袋子比较劳实,父亲还特地嘱咐了一句,“多捡些。”

第二天,我将一麻袋土豆提着去上学,同学们问我为什么,我就打趣儿的说:“开小灶。”,逗得我的那群丐帮兄弟乐得笑出鹅叫声。

直到最后一节课,大“佐”老师离开教室时,我提着麻袋追出教室,将麻袋递给他时,明显看出他眼里的感动和欣慰,他激动的只说出来两个字:“谢谢!”。

我生平听不得别人对我说些感动的话,因为我害怕他们会觉得我是在可怜和同情他们,所以我说了句不用谢就匆匆回了教室。

后来大“佐”老师不知从何处听来我的故事,对待我的态度和以往大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没有变,他还是一如既往公私分明,只是有一点,他说我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我身上有很多潜力值得开发。

第一次有人给我说这样的话,我仿佛看到了春秋时期的孙阳。也许就从他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他会成为我的伯乐,即使后来也遇到不少良师益友,但唯有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伯乐。

小时候因为写字很大,容易将偏旁和字分开等原因,总是被点名批评,以及和班上那些复印版字体的同学一番对比,这一点让我对写字提不起一丁点儿兴趣,可是在上《走遍天下书为侣》这篇文章时,大“佐”老师无意间瞧见了我写字的过程,并在我身后站了足足有三分钟有余。

对于字写的丑且大这件事儿,我早已经不在乎了,即使换成专家在我身后站上三天三夜,也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即使他现在把我写的字高高举起给大家看,我也不会有所反应,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突然间站在我的右侧,扶在我的桌面上,用认真且坚定的眼神看着我说:“你是个写楷书的好料子。”

我当时都惊呆了,用质疑的眼神看着他,没想到在他波澜不惊的面容上轻轻绽放出一个温暖的微笑来,像二月的春风一样温暖,他的眼神也很清澈,还带着光。这是多数老师少有的,很多老师给我的印象都是老气横秋的,眼神黯淡的犹如一潭死水,丝毫没有光,而他恰恰相反。

我收起以往对他的刻板印象,不再觉得他严肃高冷,没有人情味。

他利用每天放学的时间教我写硬笔楷书,我常常因为自己的改变兴奋的手舞足蹈,他还为我报名参加各种书法大赛。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不是拿到的成绩,而是他亲自为我雕刻的印章,我第一次拥有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印章上的字体也是他最擅长的,慢慢的,我发现他不仅是一位老师,他还是一位书法家。当然,在书法方面,我还要感谢我初中的数学老师,金老师(一位年轻帅气,偏瘦的男老师,他的草书狂放不羁,飞扬飘逸,有一种笔墨飞舞,龙骧豹变的气势。)

有一次,他布置的作业是写一篇关于母爱的作文,我交了白卷,他不但没有生气批评,反而从侧面开导我的思想,他问我:“我们通常称呼祖国什么?”

是的,母亲。

于是从那以后,我写作的内容不再平铺直叙,我学会运用暗喻、借代、通感等手法,使我的文章深度大大精进了不少,虽然和那些专业写手以及大家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它一定是包含着一些东西的,至少是饱含情感的,带走思考的,因为我在用我的心写作,而不是笔。

大“佐”老师还经常把我的作品奉为经典在课堂上讲解,还给我提出修改的意见,就这样,我喜欢写作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即使长大后写作的次数愈加减少了,但是只要不间断,每次写作都会有所进步。

当然,在写作方面,我还要感谢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杨老师(一个幽默的胖子)和刘老师(一个博学多闻的小老头),还有我高中的项老师(一个高冷幽默且风度翩翩的领导,他身上多有一种周敦颐的《爱莲说》中莲花的韵味,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还有一位自然是我大学的辅导员董老师(一位和蔼可亲,内外兼修的优雅女士),她们都是我写作路上遇到的贵人。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大“佐”老师,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些“乡巴佬”能够像城里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他还教我们唱歌、画画、演话剧……

其实他大学是学音乐的,不仅生得一副好嗓子,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上初中那会儿,他因教育出众,于是从小学调到了初中。

那时中学是有钢琴的,每天中午,校园里就会围绕着塞内维尔和图森的《梦中的婚礼》,当然都是出自他手。

我小学的语文笔记本上,一半是笔记,一半便是歌词。他经常带着我们班的“四大歌手”去其他学校开演唱会,自那以后,我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教过我们唱的歌,多半我都还记得,《东方之珠》、《涛声依旧》、《情同手足》、《明天会更好》、《兰花草》《我的中国心》、《神话》、《隐形的翅膀》……比起现在这些歌曲,让人怀念极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上一共有三个喜欢作画的人,一个姓陶的男生,擅长卡通和漫画,另一个姓黄,擅长人物画,另一个便是我,我喜欢山水画。大“佐”老师得知此事,特意鼓励我们三参加各种绘画比赛,虽然我的作品都比较次,但是这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发掘才不断得到提高的。

他在班上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小才女,很快便在学校传开了。他赐予的这个伟大的名字一直被我铭记在心中,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直至今日,我仍然感激他,每每想到这个称号,就能感动的落下泪来。

大“佐”老师不仅是一个眼光独到的人,更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记得有一次,班上同学为了感谢,家人特地做了一桌好酒好菜,好菜招待他,因为心情愉快,多喝了几杯,便暴露了他的本性。听同学说,同学的爸妈深夜里打着手电筒将伶仃大醉的他送回住处,为了感谢二老,又将二老歪歪斜斜的送回家去,就这样送来送去,送到天都亮了,酒也醒了,后来还成了我们调侃他的话柄。

刚开始以为他会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只会带兵打仗,没想到他一点也不古板,他是懂得变通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常人。

农村的学生没有城里的条件,不能坐着巴士去动物园看老虎,长颈鹿,喂猴子;不能去游乐园坐过山车,旋转木马,摩天轮;不能去时尚广场看大妈跳广场舞,更不能去万达看电影。但是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乐趣,是他们没有的。

春天的时候,大“佐”老师带着我们去山坡上摘春芽,夏天就去踏青,秋天就集体上山摘野果。山上有数不完的奇珍异宝,八月瓜、野葡萄、酸包谷、野灵芝、野樱桃……冬天就带我们用木凳子在地上滑雪锹,更有甚者,如果得知离学校近的某个同学家杀年猪,就会集体造访,一起来个烤肉大赛,当然不是白吃白喝,我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忙的不亦乐乎,只差围着篝火开个篝火晚会了。

大“佐”老师上课的方式往往出令人惊奇。

尤其在夏天上课,大家都很困,他就让我们集体睡觉,睡醒了才开课,为了给大家提神,他会让男同学上小卖铺买来很多泡泡糖,大家集体吹泡泡。他会问起我们最喜欢看的书,并且给我们推荐几本。他会问起我们喜欢的动画片和电视剧,有时,还会让我们上台表演,给大家醒脑。他会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像个小孩子似的。

他会把古今中外的名言警句一字一句的抄在黑板上,让我们背下来,然后运用到写作上。他会用他简单平乏的词汇向我们描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他告诉我们,长大后一定要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他会经常给我们讲起一些他在大学里有趣的事情,我第一次知道金融这个词语,也是从他口中得知的,他让我们第一次尝到蛋糕的味道,知道什么叫留学,知道读书的意义所在,在我们心里,他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样,总能给我们制造出数不完的惊喜。

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我们穷的买不起手机,所有美好的回忆,只能珍藏在心里。

后来上了高中,只有假期才会回家。听家里人说,虽然他被调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但是作为他的帮扶对象,他经常去我们家做一些资料,看望我的家人,但是我却没有机会见他,直至今日,也没有。

我曾经找过他给我写毕业留言,但是他却说:“老师想说的话,其实你早就知道了,老师希望你永远把他记在心里,伴你成长。”

不写也罢,写在纸上的东西会泛黄,会旧,字迹也会模糊,弄不好哪一天就丢了,但是刻在心里的东西,一辈子也不会忘。

《春秋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谓三不朽。”

而他给我说过的话中,提到最多的便是德。

他总说,一个人不管有多优秀,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他一定不会走得太远。

相反,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哪怕前路坎坷,艰难险阻,但一定能笑到最后。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不管遇到的人是谁,他一定多多少少教会你一些东西,或是谦恭之气,或是不争之德,或是为人之理,或是处事之道,总有他的道理。

鲁迅先生一生所遇恩师无数,其中寿静吾先生、余明霞先生、章太炎先生以及藤野严九郎先生可谓伯乐。比起一些人,我想我是何其幸运啊!因为在我人生的开端遇到了我的伯乐,我的大“佐”老师。我虽不是千里马,但他一定是一位慧眼识珠的懂马之人。